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是整个清朝文字狱的最热潮。据《清代文字狱档》统计，康熙亲政时期天子主抓的文字狱大案只有一起，也就是他晚年处置惩罚的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年间有五起，而乾隆年间的文字狱案则高达78起。康熙和雍正搞的文字狱加起来还不到乾隆的一个零头。
其中，乾隆年间的文字狱案，又主要集中在乾隆二十二年到四十九年，共70起，平均每年2.5起。22年之前的，只有7起，平均每三年一起。乾隆四十九年后的十多年间，只有一起文字狱案。
平定准格尔是乾隆大兴文字狱的一个阶段性新起点。康熙发动《南山集》冤案、对汉族知识分子从宽仁走向严酷也是在他消灭葛尔丹之后。对满清来讲，它统治中国的基本思路就是“分而治之”。
真正的满洲八旗能接触的就是那么几万人，要统治数亿人口、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国，首先就必须处置惩罚好第一大民族汉族和第二大民族蒙古族的关系。其原则也可以很简要的总结为八个字——“联蒙制汉、以汉制蒙”。满蒙同盟是清朝统治的基本，所以喀尔喀蒙古要叛乱的消息才气让乾隆天子吓得亲自写信致歉。
汉族人造反的时候，就是满蒙联军团结镇压；蒙昔人造反的时候，就以中原的经济资源为后勤保障支持雄师进剿。正因为如此，清廷最高统治者在战略上，敷衍蒙昔人和敷衍汉人的节奏必须要离开：康熙消灭葛尔丹之前就对汉族知识分子比力和颜悦色，雍正一开始瞄准格尔用兵就放松追缴积欠，乾隆在消灭准格尔之前也是一样。清朝的“文字狱”热潮在准格尔汗国彻底死亡之后才到来，正是这种战略思路的体现。跟康熙朝、雍正朝那种针对个案严厉攻击的方式相比，乾隆二十二年到四十九年的文字狱是一个系统工程，乾隆天子以其缜密的思维、酷烈的手段，来到达消灭汉民族历史影象、建设服务于满洲专制统治的新意识形态体系的目的。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此时，清军已经第三次进入准格尔汗国，阿睦尔撒纳被击溃后逃亡中亚。乾隆天子也竣事了他的第二次南巡，正在北返。在江苏与山东接壤处，有两个灾民跪在御驾队伍眼前起诉，说河南西部遭遇了严重的水灾，但夏邑县的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团结起来隐瞒灾情。乾隆派亲信去夏邑县秘密观察，发现灾民们说的都是事实，河南的灾荒情况预计的还要糟糕。
根据他一贯的态度，隐瞒灾情是不行饶恕的重罪，连忙下旨将图勒炳阿免职，放逐乌里雅苏台，夏邑县县令孙默也免职核办。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乾隆的处置惩罚就是相当英明坚决的。但他跟他的父亲雍正、爷爷康熙一样，喜欢“为民做主”的同时，也对来自人民的“主动维权”保持着高度警惕，而绝不会像朱元璋一样信任老黎民而且勉励他们上告。
处置惩罚官员的同时，乾隆就下令严刑拷打这两个上访的灾民：背后有没有人指使组织这次告御状事件。真正最穷苦的那部门老黎民，要知道天子巡视的门路，而且翻山越岭定时拦住御驾队伍，肯定凌驾了他们的能力。
经由审讯，这两个灾民认可获得了当地秀才段昌绪的资助，状子也是段昌绪写的。乾隆得知后，就连忙下令父母官去逮捕段昌绪。逮捕的下令比免职官员的下令更先到达夏邑县。夏邑县县令孙默知道瞒报灾情的结果一定极为严重，但他也知道挣脱逆境的方法——把案情往天子更关注的偏向引导。
地方上的秀才们平时都喜欢讨论政治，写一些时评或者生存一些政治历史类的书籍，一旦可以从段昌绪家里搜出来有政治问题的文字，那么就可以将功补过、逃过一劫。奉旨逮捕段昌绪的时候，孙默就亲自带人把段家上上下下所有带文字的工具都检查了一遍，还真让他给找到了“好工具”：吴三桂讨清檄文。孙默大喜过望，连忙将它飞马汇报图勒炳阿。
图勒炳阿又添油加醋的写了一份密旨，以八百里加急送往乾隆天子行在。乾隆看到这份文件，脸色连忙就变了。案情开始往孙默设想的偏向生长：天子果真收回了对图勒炳阿和孙默等人的处置惩罚决议，认为他们虽然有瞒报灾情的行为，但能侦破这种反清大案，“尚属能服务之员”，功大于过，“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不必免职，继续留任。
直隶总督方观承衔命前往河南，会同图勒炳阿管理此案。之前，退休高官彭家屏向乾隆汇报过图勒炳阿隐瞒水灾的情况。彭家屏的老家就在夏邑县。
乾隆据此认为他一定与此案有所关联，在给方观承谕旨中特别注明晰一句：将彭家屏家也一起检查，看看有没有类似的谋逆文字。同时令彭家屏进京，由天子亲自审讯。严刑拷打之下，彭家屏认可自己家里也保留着一些明末的野史文献，如《豫变纪略》、《南迁录》等等。
但收藏这些书在其时并不算什么严重的罪行。而且这些工具在抄家之前，就已经被彭家屏的儿子一把火烧毁了，啥也没查出来。
最后只查出来彭家屏自己的文集《大彭统纪》。经由审理，刑部认为其书名狂悖，里边遇到跟清朝天子名字相同的字也不避忌，更是犯上作乱。最后的效果，段昌绪被处斩，彭家屏赐死，儿子斩监侯。乾隆特别下旨，既然彭家屏如此体贴老家的黎民，那就把他的家产和土地全部没收，分给灾民、用于救灾。
随后，父母官员向乾隆汇报说，当地老黎民得知这样的处置惩罚效果，感动得痛哭流涕，“黄童白叟，跪听宣扬，踊跃叩头、欢声动地”，称此为“千古未有之鸿仁”，痛骂段昌绪等“逆徒莠民”，纷纷亮相，今后以后，一定会善良守法，永不上访，以此酬金圣恩[1]。这个案子很好的展示了乾隆作为中国天子和满洲头目的双重身份。他对自己的定位首先还是满洲头目，其次才是中国天子。只管他很重视民生痛苦，在赈灾救援方面一直颇为慷慨，但只要跟满洲专制统治泛起矛盾，甚至都不是直接的矛盾，他一定绝不犹豫的把后者放到更优先的职位。
这也向帝国全体权要转达出清晰无误的信号：文字狱问题已经成为天子体贴的重点，借此立功、补过，都是不错的手段。受到段昌绪、彭家屏案的影响，全国各地很快掀起了文字狱的浪潮，官员们纷纷开始查找种种“逆书”，以此向天子表功。乾隆二十四年，也就是彻底平定南疆的这一年，乾隆下令建立《通鉴辑览》编修馆，编订一部“政治正确”的新的中国通史，以首席军机大臣傅恒、军机大臣来保、内阁大学士尹继善和刘统勋四人为总裁，设副总裁七人、提调官十五人、收掌官五人、纂修官十二人、校对官十人、总校官十二人，写成的书稿随时上呈天子批阅，规格高、规模大。对于编修此书的目的，乾隆在其撰写的序言中说，康熙之前就有《御批通鉴纲目》作为对历史研究的最高指示，但只是提纲，没有对旧有的史书举行修订，所以他才编了这套书，对自从黄帝以来四千多年的历史，根据“光明正大”的尺度举行编写，以此为天下万世君臣学习的范例。
这套书的焦点思想，就是要强调臣民对君主的绝对忠诚，并论证满清入主中原的正当性。乾隆三十三年，全书完成，以《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的名义颁行天下，要求天下士人认真学习，历史研究必须以此为准绳。
编书期间，清王朝还在西南方跟缅甸打了一仗。起因是缅甸方面不停的侵略骚扰云南地域。战争连续了五年，清军屡战屡败、死伤惨重，乾隆一连斩杀了好几元前线上将，又派出自己最亲信的小舅子、首席军机傅恒到一线指挥，也未能扭转局势。
傅恒也在前线染病，返回北京后不久就病死了。但缅甸方面更无法蒙受长时期的战争损失，最后还是主动求和。乾隆三十四年，双方告竣宁静协议，云南方境恢复了安宁。
乾隆三十八年，编完新版中国通史、整了十几个文字狱大案的天子感应“文治”的力度尚有不足，不能体现他开创的伟大盛世的气魄。经由重复构想，他决议把文字狱和编书两件事再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年，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要将全天下所有的书都搜集起来，编一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弘大的类书。固然，编书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以编书为理由，也可以乘隙对全天下流传的种种图书做一个摸底，搞清楚到底有哪些是有问题的，为日后彻底“净化”文化思想做准备。为此，他还在收集图书的谕旨中特别强调，文字隐讳问题将会被宽容，不会追究进呈者的责任。收集图书的下令颁布下去，地方上很快就送上来里一万多册图书。
乾隆亲自翻阅，看了良久，却发现这些图书竟然全都是“政治正确”的，没有一字一句冒犯“文字禁忌”的地方。他也就明确了：这都是父母官员经心挑选的效果。只管谕旨说了不要怕犯隐讳，但帝国的官员们都是人精，谁也不想真的呈上来一本有政治问题的图书，给自己找贫苦。
对此，乾隆颇为懊恼，因为这样就无法到达他以编书为由禁毁种种反动书籍的目的。他下旨指责各地官员，收集了这么多书，岂有“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他要求各地加紧搜查，“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否则“并于该督抚是问”。这就把话头挑明晰，编书运动的面纱被撕下，酿成了赤裸裸的“核办禁书运动”。这场禁书运动，乾隆接纳了认真的计划：先礼后兵、先软后硬。
主动上缴的违禁图书并不追究责任。三十九年十月，广东方面率先陈诉，从一个叫屈大均的人家里搜出来几本违禁图书，经由审理，要求将案犯斩首——这也是之前文字狱的一贯处置惩罚方式。但乾隆这次特别宽大，在谕旨中说：这次勉励民间上交藏书，原来就说了有违禁字词的也不追究责任，但大家并不努力，可见另有所担忧。如今屈家私藏违禁文字被查出来，我看应该从宽处置惩罚。
违禁的书籍固然要坚决销毁，但案犯可以不用追究刑事责任。这样才可以昭告天下：连被搜出来的都不处罚，主动上交的就更不必担忧了。[2]在天子的督促和勉励下，不停的有违禁图书被查找了出来。
停止乾隆四十一年，仅江西一省就查出来八千多部违禁图书，全部送到北京销毁。全国送往北京销毁的图书数万册。——这一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一年，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年份之一。
它是公元1776年。这年，英国人瓦特发现了高效率的蒸汽机，工业革命在英国发作，亚当·斯密出书了《国富论》，为市场经济和自由商业奠基了理论基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而中国的天子和他手下的权要精英们，最关注的却是如何继续检查更多的违禁书籍，以禁锢全体中国人的头脑，以使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完全切合满洲专制统治的需要。检查的“结果”仍然不能让乾隆满足，当了四十年天子的乾隆早就明确：单靠宽大仁慈和督促并不能解决问题。
在勉励宽容的方式发挥完作用以后，恐怖和残暴的手段开始登场。乾隆四十二年，当工业革命的浪潮开始席卷英国的时候，乾隆天子也开始将他的文字狱推向了最热潮。
这年十月，检查违禁书籍最为得力的江西巡抚海成又报上来了一份跟“文字狱”有关的奏章。江西新昌县有个举人叫王锡侯，凭据《康熙字典》编了一部新的字典——《字贯》，将《康熙字典》里边的字排列顺序举行了优化，可以利便读者查阅。他有个对头叫王泷南，是远近闻名的无赖，向县令举报此事，说王锡侯竟敢认为康熙天子主持编订的字典有缺陷，擅自修订，属于犯上作乱。县令不敢怠慢，赶快上报巡抚。
海成是满洲人，文化水平不高，很喜欢鸡蛋里挑骨头找文字毛病，有事儿没事儿都往政治问题上扯，所以他检查的禁书数量全国第一。但把《字贯》拿过来一看，就是一本纯粹的字典，没有任何政治态度，甚至可以说除了字词排列顺序以外险些没有任何主观态度。他就给天子写了一份陈诉，说王锡侯只能算是“狂妄”，犯上作乱还算不上，因此建议革去王锡侯的举人头衔，然后审理。
同时，他还将《字贯》一并上呈。《字贯》总共有四十本，厚厚的一摞，全是枯燥乏味的文字注释。日理万机、已经六十七岁高龄的天子竟然真的打开仔细查阅，看看里边有没有违禁用语。
他先读完序文，内容与海成奏章先容的一样。后边就是字典正文，没什么可看的了。
但在字典正文和序言之间，夹了一篇“凡例”——这是所有字典都市有的，相当于查阅说明，是纯技术性的工具，告诉读者这个字典有几多部、字词根据什么规则排列等等。海成和县令审查的时候应该都是直接跳已往就没看了，连谁人举报的无赖都没有注意到。想不到乾隆竟然连这页也不放过，仔细读了，果真让他给找出来了问题。
在这份“凡例”——也就是字典查阅说明中，王锡侯告诉读者，由于本朝天子的名字划分是玄烨、胤禛、弘历，所以遇到这些字都需要“避忌”，少写一笔或者改成读音、字形类似的字。读者在本书中看到类似的不通顺的地方，需要自己加以注意。就是这么一条说明，王锡侯在提醒读者要避忌的时候，把玄烨、弘历等字正常写了一遍，自身却没有“避忌”。
乾隆看到这里，勃然震怒，连忙指挥将王锡侯押送进京，交刑部严审治罪。同时下明旨严厉斥责海成玩忽职守：首先，检查违禁图书的上谕已经下达多年，如此犯上作乱的文字，竟然没有检查出来，而是等着有人举报才被动觉察，这是严重失职；第二，对这种涉及文字的“大案”，竟然不经心努力的审查，遗漏了书中的关键违禁字句，只看到序言里边的“狂妄”之语，就更是“双眼无珠”。
试问海成，“尊君敬上之心何在？而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之义又何在？”总之，就是“天良尽昧”，对不住国家给督抚发放的优厚遇遇。这一通狂骂之后，乾隆又下令将海成免职、交部议罪。审议的效果，刑部建议将王锡侯凌迟正法，家产没收，几个儿子统统处斩，其它近亲属各自处以重刑。海成斩首。
乾隆这才下令“宽大处置惩罚”，王锡侯凌迟正法改为斩首，几个儿子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近亲属免罪。海成斩立决改斩监侯。这一通处置惩罚下来，政界震惊。
大家震惊的并不是王锡侯被处斩——这都是文字狱的通例套路，而是江西巡抚因为一个不小心，转眼就被免职下狱，险些给问斩了。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以前无非是查出文字狱有奖，没查出来也没啥。文字狱这种事情实在是有点伤天害理。所以，只要不是真的发现赤裸裸的反清文字，相当部门官员不愿意干搞得太太过，无非不拿文字狱来邀功请赏而已。
但现在大家发现，如果不走极端，稍微有一点不注意，随时就可能从高官厚禄沦为囚徒，甚至掉脑壳。一想到天子大人连厚厚的四十本字典的“凡例”都市仔细审阅，所有人都市禁不住后脊梁冒冷气。这显然正是乾隆天子想要通过王锡侯案到达的效果。
在这种恐惧的支配下，地方上大巨细小的官员们终于被驱动了起来。他们放下手头一切事情，疯狂检查民间一切文字，日夜不停的亲自阅读查出来的种种书籍的每一个细节，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给自己带来灾难的文字问题。
从王锡侯《字贯》案开始，文字狱大案的数量开始直线上升，乾隆二十二年到四十二年之间每年只有一两件天子亲自指挥的大案，乾隆四十三年蓦地增加到了七件，四十四年十件，四十五年七件，四十六年五件，四十七年4件，四十八年4件，四十九年1件，今后每年就不到一件了。文字狱的最热潮，就是从乾隆四十三年到四十八年这六年。数不清的图书被源源不停的送往北京，位于紫禁城武英殿前的字纸炉不分昼夜的燃烧。
在军秘密员的监视下，这些图书全部化为灰烬，与其一同消失的，是整其中华民族在诸多影象。——与此同时，在欧洲，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等思想启蒙书籍正在鼎力大举印刷销售。瓦特建设了自己的公司，将他发现的改良型蒸汽机批量化生产销往全国各地。
法国人齐弗瑞则正在试图将改良型蒸汽机用于水上运输，世界上第一艘蒸汽驱动的汽船已经开始在里昂的颂恩河上实验。工业革命加海上霸权的时代正在开启。
整个欧洲社会，都在为此而疯狂。对这些事情，中国的精英们一无所知。他们在忙于创新检查禁书的方法。各地设立了“书局”，但并不是为了流传书籍，而是专门卖力查禁书籍。
教职人员的主要责任不再是教书，而是毁书。浙江巡抚将下令政府所有教职人员返回老家，深入亲戚朋侪家中，宣传交出违禁图书的须要性，而且把缴书的结果作为未来升官的依据。受此启发，各地官员也纷纷让下属“上山下乡”，深入穷乡僻壤、山村农户，挨家挨户搜查藏书，整个大清王朝险些被翻了个底朝天。
民间也随着陷入了恐慌。家家户户都深知藏有可能带有违禁文字的书籍随时会给自己带来杀身灭族之祸。不用等到仕宦前来检查，许多人就自己在家里先找一遍，把所能找到的书籍不加区分一律烧毁，以免给自己带来灾难。这毁掉的就不仅是违禁思想，而是思想文化自己。
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因此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这种非理性的恐慌正是乾隆所期望的。乾隆四十三年，乾隆看到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 一句，认为“去清都”就是想要消灭清朝之意，“明朝（诗中此处应读为向阳的朝，发一声）”就是“明朝（朝代的朝）”，整句诗连起来，就是希望明朝再起、清朝死亡之意，犯上作乱。徐述夔及其儿子已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到场其诗集出书校对的五人被判处斩立决，后改为斩监侯。
徐述夔的两个曾孙和三个孙媳妇，给元勋之家为奴。为其诗集作序的毛澄仗一百、流三千里。江西布政使陶易也读过这句诗，但认为没有问题，想要放过徐述夔一家，跟海成一样属于玩忽职守、丧尽天良，免职下狱，判处斩立决，天子“加恩”改为斩监侯。戴昆是康雍时人，早已身故，父母官核办禁书时，发现他的书中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这样的句子，上报之后，被刨坟戮尸。
他的孙子戴世道六十多岁了，因刊刻了这本书，“奉旨斩决”。湖北黄梅人石卓槐书中有“大道日已没，谁与相维持”、“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之句，不外发了点怨言，被凌迟正法，亲属缘坐。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有人告密卓长龄（康熙时人）著有《忆鸣集》，“忆鸣”二字，实寓“追忆前明”之意，效果卓长龄之孙卓天柱因私藏禁书，“从宽”改斩监候，秋后处决。
[3]乾隆天子智商极高、心思细密，醒目中国文化与历史，对中文诗词的明白绝无难题。早年的时候，他还曾经信誓旦旦的说过“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4]在向全天下征集图书的时候，还冒充宣称文字错误完全可以明白和宽容，甚至特别宽赦了屈大钧一家。但在某些特定时期，却随便凭据几个字就疑神疑鬼的胡乱杀人。像“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显就是在拍统治者马屁的文字——“明天期待着像大鹏展翅一样，飞往大清王朝的首都”，竟然被他曲解为反清复明。
这显然并不是因为他心智会间歇性的泛起问题、陷入某种疯狂的精神状态，而完全是出于经心设计的通盘谋划，是纯粹理性的决议。他明知有许多文字并没有政治问题，但仍然居心扭曲解释，残忍的杀掉一批无辜之人，以此到达在官员和人民中间制造恐慌的目的。这是一种刻意制造出来的文化恐怖政策。因为光靠官员检查书籍，尚不足以彻底摧毁敌视满洲统治的思想文化基本，只有全民的非理性恐慌才气做到这一点。
而制造非理性恐慌的方式就是非理性的杀戮——没有人知道杀人的规则和底线，也就无人敢抱有任何荣幸心理。[1]《清代文字狱档》，1008页，上海书店出书社，2011年版。
[2]《清代文字狱档》，135页。[3]张宏杰，《饥饿的盛世》，177页，重庆出书团体，2016年。[4]《着孙嘉淦查明谢世济注书具奏谕》（《实录》、《圣训》“法祖”门卷三三），载《清代文字狱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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